商业 / 产品与价值 · 2026.08 · 一尧

《当项目数量成为价值证明,产品经理会如何选择?》

读完《IT越忙,为什么越难证明价值?》,我首先想到的是乔布斯在1997年WWDC上的一段回答。

当时有人质疑苹果为什么放弃OpenDoc。乔布斯承认,OpenDoc可能具备一些其他技术没有的能力,也能做出很精彩的演示,但真正困难的问题是:它能否融入一个完整的产品愿景,并最终创造足够大的市场价值?

他由此提出,应该从客户能够获得什么价值、拥有什么体验出发,再倒推需要什么技术;而不是先做出一项很先进的技术,再思考可以把它卖给谁。

这让我想到:如果产研团队一年上线了很多项目,我们能否由此判断这一年创造了很多价值?

项目交付只能证明我们完成了很多工作,不能直接证明产生了同等数量的价值。我们真正需要追问的是:这些项目最终改变了什么?

当然,我并不认为现在做的项目完全没有价值。大部分业务需求背后都对应着某个真实问题,很少有需求是毫无价值的。但是,“问题真实”不等于“解决方案正确”,更不等于“它是当前最值得投入资源的项目”。

这里其实存在三个不同层次:

产品决策真正困难的地方,从来不是判断一个需求有没有价值,而是在多个都有价值的需求中,判断哪个更值得做。

因此,产品失败不一定表现为“做了一个完全没用的东西”。更多时候可能是:我们投入了大量资源,解决了一个真实但不够重要的问题,同时错过了更值得解决的问题。

一、企业如何衡量价值,团队就会倾向于做什么项目

文章让我进一步意识到,价值衡量方式不仅决定一个项目结束后如何汇报,还会在项目开始之前影响团队的选择。

企业用什么方式衡量价值,团队就会自然倾向于做什么样的项目。

如果主要用项目是否准时交付来衡量产研价值,团队就会优先保证按时上线。在这种目标下,一些更深层的工作可能会被压缩,例如:这个项目本身是否正确、有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案、是否应该先解决其他问题,以及是否为了内部效率牺牲了供应商体验。

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:

这些指标本身并没有错。准时交付、降本、使用率、项目数量和ROI都有意义。真正的问题是:当任何一个局部指标成为唯一目标时,团队就会围绕指标优化,而不再围绕整体价值优化。

指标不是价值本身,只是对价值的有限代理。

例如,使用率原本是为了观察产品是否被用户接受,但当使用率变成最终目标时,我们可能通过强制使用制造出一个很高的数字。数字完成了,用户价值却不一定增加。

同样,如果我们只统计内部节省了多少人工,就可能忽略供应商因此增加了多少操作。采购少花了十分钟,供应商却多花了二十分钟,这不是整个协同体系效率的提升,而是成本在不同角色之间发生了转移。

因此,价值衡量体系并不只是一个“项目结束后的汇报工具”,它实际上还是一个产品投资决策系统。它决定什么问题更容易被看见、什么项目更容易获得资源,也决定什么价值会被长期忽略。

二、为什么更有价值的项目没有被发现?

如果我们相信一定存在更值得投入的项目,那么接下来就要问:为什么这些项目没有被发掘?为什么一些价值相对有限的需求没有被否决?

这是产品经理能力不足吗?我认为能力可能是其中一部分,但不是全部。

首先,业务提出的需求天然可见,而潜在的产品机会天然不可见。

业务需求通常非常具体:某个页面不好用、某个流程需要增加功能、某项人工操作需要自动化。收到需求后,产品经理可以立即进入设计和交付。

但更高价值的机会通常需要主动研究才能发现。例如,多个零散问题是否来自同一个底层原因?供应商真正影响响应意愿的因素是什么?有没有一项基础能力可以同时解决多个业务问题?哪些问题大家已经习以为常,所以反而没有人再主动提出?

承接需求可以马上产生看得见的进度,发现机会却需要调研、数据分析和一段暂时没有显性产出的思考时间。

其次,做项目与否决项目之间存在举证责任的不对称。

做一个业务提出的需求,只需要证明业务确实遇到了问题。但要否决这个需求,产品经理往往需要证明:

这实际上是在要求产品经理证明一个尚未发生的结果。

做一个低价值需求,责任通常由多个角色共同承担;但否决一个需求,责任却可能集中在提出反对意见的产品经理身上。

因此,承接需求是一种相对安全的选择,主动否决则是一种风险更高的选择。

最后,短期交付有即时反馈,长期价值却很难马上被看见。

一个功能上线了,业务可以立即看到;一个低价值项目被阻止了,却很难有人知道因此节省了多少资源。解决一次具体问题容易得到反馈,建设底层能力的收益却可能半年后才出现。快速接受需求容易提高短期合作满意度,持续追问价值则可能让业务感受到阻力。

所以,即使组织口头上鼓励价值思考,日常的反馈方式仍然可能不断强化功能交付。

三、为什么很多产品经理最终变成了功能型产品经理?

我的第一本产品经理入门书告诉我,产品经理有四项主要职能:

但在实际工作中,大部分产品经理最容易被看见的是生产和协同:

而需求和销售更难被看见:

如果企业用项目交付数量证明产研价值,产品经理自然会用功能数量证明自己的价值。当组织奖励的是“做了多少”,而不是“改变了什么”,功能型产品经理就不只是个人能力和性格的结果,也可能是组织机制长期塑造的结果。

我把功能型产品经理大致分为三类。

第一类是执行型功能产品经理。他们擅长生产和协同,业务提出需求后,能够快速转化成方案并推动上线,但很少继续追问为什么做、有没有更好的选择,以及上线后究竟产生了什么结果。

第二类是适应型功能产品经理。他们原本愿意思考价值,也会质疑需求。但在多次博弈后发现:提出不同意见的沟通成本很高,基础建设和长期价值很难被感知,阻止一个低价值项目没有明显功劳,多完成几个项目反而更容易获得认可。于是,他们并没有失去思考能力,只是逐渐减少了在组织中使用这种能力的意愿。

第三类是价值坚持型产品经理。他们会持续追问“为什么要做”“做了有什么用”,也愿意拒绝价值不足的需求。这类产品经理可能很优秀,但也容易被认为不好协作、过于较真,甚至成为团队中不受欢迎的人。如果坚持价值只能长期依赖个人性格和牺牲,最终结果往往是逐渐妥协,或者选择离开。

这就形成了一个很矛盾的现象:

产品经理越对最终价值负责,越可能在短期给业务带来阻力感;越快速接受需求,短期合作体验反而越好。

很多被动的功能型产品经理并不是不知道应该关注价值,而是在一次次真实反馈中,学会了什么行为成本最低、什么结果最容易获得认可。

当正确的产品行为需要长期依靠个人勇气维持,而顺从需求能够获得更稳定的正向反馈时,组织最终筛选出来的可能不是最善于判断价值的人,而是最善于完成交付的人。

四、产品经理也不能把责任全部归因于组织

不过,评价机制不能成为产品经理放弃价值思考的全部理由。

产品经理的四项职能中本来就包含“销售”。销售不只是把产品卖给用户,也包括把问题的严重性、方案的价值和长期建设的必要性,传递给业务及决策者。

产品经理不能只知道自己是对的,还要让其他人理解为什么这样做更有价值。

例如,我们不能只说“这是基础建设”,还要进一步说明:它能减少哪些重复建设,后续项目可以缩短多少交付周期,可以覆盖哪些业务场景,以及如果不建设,组织还会持续承担什么成本。

对于长期项目,也不能等半年后才证明价值,而应该把长期目标拆成阶段性结果:第一阶段验证数据是否完整,第二阶段验证一个核心业务场景,第三阶段验证能否规模化复用,最后再观察它是否真正产生经营结果。

同样,产品经理不能只对业务说“这个需求不应该做”,还需要提出更好的选择:

这个问题是否必须解决?当前方案是不是成本最低的方式?有没有一种方案能够覆盖更多场景?如果不做这个需求,我们建议把资源投入在哪里?为什么那个方向更值得?

组织需要给产品经理合理质疑的机制,产品经理也需要具备把专业判断转化为业务共识的能力。否则,一方觉得产品只会执行,另一方觉得业务听不进去,最后双方都会退回到沟通成本最低、但未必最有价值的合作方式。

五、价值判断不能只依靠“不妥协的人”

如果企业希望产品经理关注价值,就不能只期待出现几个特别坚持、特别敢于质疑的人。

因为依靠个人勇气的机制是不稳定的。真正成熟的产品体系,应该让产品经理不需要依靠个人牺牲,也能够合理地提出问题、验证价值和否决低价值需求。

例如,对于重要项目,可以在立项时建立一份简化的“价值假设”:

同时,不能要求所有项目都使用同一种短期财务指标证明价值。不同项目可能创造不同类型的价值:

项目上线后,状态也不应该简单地变成“已完成”。更准确的状态可能是:已上线、待验证;初步验证有效;价值未达预期;持续产生价值;价值衰减,需要调整或下线。

甚至,“决定不做”也应该成为一种可以被记录的产品成果。如果产品经理通过调研证明某个需求不值得投入,帮助团队避免了资源浪费,这同样是在创造价值。

否则,组织只记录“做成了什么”,却从不记录“避免做错什么”,产品经理自然只会不断增加项目。

结语

读完这篇文章,我最大的感受是:项目交付不等于产品价值,项目数量也不等于价值数量。

企业如何衡量价值,会影响团队选择什么项目;企业如何评价个人,会影响产品经理采用什么工作方式。长期来看,这不仅会塑造企业的产品形态,也会决定组织最终留下什么样的产品经理。

一个成熟的产品体系,不应该只提升团队“把事情做完”的能力,还应该提升团队“选择正确的事情去做”的能力。

前者决定交付效率,后者决定这些交付最终能否转化为企业价值。

而产品经理真正需要负责的,也不应该只是把需求变成功能,而是帮助团队在有限资源下持续回答三个问题:

我们为什么做?

它实际改变了什么?

还有没有更值得做的事情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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